在今日消费时代，诗歌的处境十分艰难，但诗歌没有停滞，而是依然运行，依然在发展。这可以从几方面看出。首先，发表诗歌的阵地依然很多。个别诗歌刊物停办了，但又有新的诗歌刊物诞生，如《扬子江诗刊》就是近年新创刊的诗歌刊物，而且办得颇有声色。其次，诗歌的传播渠道和传播媒介增加了。网络诗的兴起为诗歌发展
姿势之一：坚守者。他们在寂寞中坚守诗歌阵地，以虔敬之心面对诗歌，坚持纯正严肃的诗歌写作。
在坚守者的行列里，各种年龄层次的都有。先说老诗人。一些老诗人青春不老，真正做到了终身从事诗歌写作，他们是诗坛的“夕阳红”和“长青树”。老诗人的成就也是参差不齐的。最值得一提的老诗人有三位：牛汉、郑敏、李瑛。
中年坚守者人数较多，成为今日诗坛的精神高度和支撑力量。他们大都是在20世纪80年代开始崭露头角的诗人，不少人是昔日朦胧诗人和新生代诗人中的健将。进入90年代以后，中年实力诗人逐渐分化为两大写作潮流：以西川、王家新等人为代表的“知识分子写作”，和以于坚、韩东等人为代表的“口语写作”。也有学者把这两种诗歌写作潮流的区别称为“圣化写作”与“俗化写作”的区别。这两种诗歌写作潮流都有各自的长处，可以互相竞争，互相补充，但不幸的是他们在前几年却发生了激烈的争吵，这是意气用事的结果，也是某些诗人未能摆脱非此即彼的形而上学思维模式的表现。如今几年过去了，双方也都平静了下来。其实，无论“知识分子写作”，还是“口语写作”，圣化写作也好，俗化写作也罢，我们看到，两种潮流都是严肃认真的诗歌写作。他们在差异中也有相同之处，他们的差异是“纯净诗”内部的差异，因此没有必要争高论低，而应团结在严肃诗歌的旗帜之下，共同维护诗人的尊严，促进中国诗歌事业的健康发展。几年来的写作实践也表明，两派诗人的写作都取得了引人瞩目的成就。
在坚守者的队伍中，青年诗人也是一个庞大的存在。他们是70年代以后出生的诗人，也有一些80年代出生的诗人显出了才华。他们是中国新诗的未来，他们的创作还在不断探索与发展之中。
姿势之二：迎合者。他们迎合大众的心理和口味，实施“卖点”写作和欲望营销战略，使诗歌溶入大众文化，力图激活诗歌市场，吸引读者的目光。
在消费时代，人追求感官刺激和及时行乐，本能欲望得到了空前释放与满足。想不到，诗歌这样一种以含蓄和优雅见长的古老的文艺形式，在今天也能加入到刺激人的感官，唤起人的性意识，满足人的本能欲望的行列之中。诗歌中“下半身写作”的出现，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下半身写作”代表人物，既有男人也有女人。他们既有实践又有理论，理论指导着实践，实践证明着理论。
“身体写作”从字面来看，按说是一个比“下半身写作”内涵更广的概念，但它在近年兴起实际上也是直接指向“下半身”，指向对性和欲望的直接的总体性描写。“身体写作”本是西方的理论话语，但与中国社会一拍即合。创作上先是出现在小说领域，随后在诗歌中也成为一股风尚，与“下半身写作”相合流。大家都知道“身体写作”这把火是一批美女作家点起来的，而媒体在这股风浪中的作用也不可忽视。
姿势之三，推销者。此类作诗者以诗作为生财谋生之道，把诗歌当作商品直接出卖。
这里说的卖诗，不是拿着已出版的诗集去市场推销，而是当场作诗当场卖掉。消费时代没有什么不能卖的，不仅有卖诗人出现，而且他卖诗卖出了名堂，成了新闻人物。他叫余乐平，大学中文系毕业，本来在南方工作，因人生道路的挫折而来到北方海滨城市大连。他在身无分文、走投无路的情况下，灵机一动，开始卖诗。没想到他的诗卖了出去。第一首诗卖了10元，第二首诗卖了20元。后来卖诗生意越来越火，每首诗售价大约在300元。他到工商局正式注册，开始在大连周水子机场摆摊卖诗，成为“中华卖诗第一人”。由此引出两点疑问：
1、诗歌能卖吗？
答：画家的画可以卖，书法家的字可以卖，影视剧本可以卖，小说文稿可以卖，诗歌就不能卖吗？
2、真的有人掏钱买诗吗？他卖的是什么诗？为什么会有人买他的诗？
答：确实有人掏钱买他的诗。据报道余乐平卖诗生意红火时，月营业额达到了两万多元。至于他卖的是什么诗，首先肯定不是西川、翟永明等人所写的具有一定精神高度的纯正严肃的诗，其次也不是某些“下半身”诗人所写的展示性器官和性欲望的诗。说来有点可笑，他大多是运用类似古代七言绝句的形式，写一些半古半今，半文言半白话的诗。那么为什么有人买这样的诗，这是因为余乐平动了脑子，或者说耍了小聪明。他按客人的要求写诗，把客人的名字或企业、公司的名字嵌入到一首诗里，让客人满意，当场卖掉。如此说来，余乐平所写的诗，并不是泛泛抒情的诗，而是带有一定的功利色彩和实用价值的诗。当然这样的诗也有一定的游戏性和娱乐性。
从以上三种诗人姿势来看，尽管他们目标不同，方向不同，但都在以诗的形式生活，或者说他们在以诗歌为武器，与残酷的生活进行搏斗。在搏斗中得以生存，也得到生存的快乐。
将诗歌与消费连在一起，也许这本身就是一个悖论。难免带有一些唐吉诃德的味道。
在文学各体裁中，诗是最敏感的形式，是时代的神经末梢。诗人往往被称为民族的代言人。每当一个民族迫切地需要发出自己的心声时，诗就出现了。基于此，我们高度评价上述三种诗人姿势中的第一种。正是这群诗人的存在，使诗歌这一体现人类灵魂高度的特殊形式在中华大地得以传承和延续。
再说第二种姿势的诗人。客观地说，这部分诗人对于开拓诗的表现领域，丰富诗的表现形式，更大限度地解放诗歌，实现诗的游戏功能和娱乐价值，应该说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如果走向极端，只关注人的生物性，取消人的社会性，使诗歌完全成为性的罗列和本能欲望的毫无拘束的发泄，那么这样的诗只会降低人，而不会提升人，诗也就异化了。
对于第三种卖诗的人，我不想多说什么。因为他所写的已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诗，而是民间野诗，或者说是打油诗。他这样作诗卖诗，解决了自己的生计和就业问题，但解决不了诗歌所存在的问题，对新诗的发展进步也提供不了任何新的有价值的东西。这种做法倒是真正把诗推向了市场，但并不具有推广意义。
（摘自《诗歌：研究与品鉴》，西北大学出版社2007年12月版，定价：32.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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